其次，再仇视的家人，毕竟是家人。为了利益，更多的是为了一时意气，家人之间忘记了这天然的情分。心斋说：“家人离，起于财务不均。”大家当即接受：是啊！怎么能因为一点点财货搞到家人离散啊！太不值了。如果说这个话的不是心斋，家人或许会想：“你平时还不是看重财货，今天的事情没有落在你头上，你当然做出一副君子的样子。”或许会想：“你有钱，你不在乎，你不知道我们生活有多辛苦。”或许会在心里嘀咕：“这回你这么积极，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好处。”我们看心斋的整个人生，一言一行纯是出于道义，没有一点点为自己考虑的心，也没有一点点要讨好别人的心。纯粹从自己的良心出发，这就是“直”。很多家庭矛盾，不是因为人坏，而是因为“不直”，七拐八弯，发心不纯，心存侥幸，这就是“枉”。孔子对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在一群不直的人中间，如果能直心而行，那么大家会信服他。又对樊迟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在一群不直的人中直心而行，那么不直的人也会变直。如果一家人抛弃得失荣辱，都是一颗良心应对万事，那么家庭就通气了，就是闵子骞那种一团和气。如此，家中便没有难为之事。这是儒家所说的简易之道——凡事发自良心去做，不涉及人为安排，便能简单容易。

（2）庸常

前面说，齐家不难，只要直心而行就好了。可这个直心而行，常人很难做到事事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读读心斋的文字，看看如何能够让自己回到那个简易直接的生命状态中。

直心而行的状态，本不难做到。孝顺父母，敬重长辈，慈爱孩子，这个是人类的天性。心斋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又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儒家讲修身齐家，不是遥不可及的，也没有什么神秘玄妙。百姓日常生活中那样一颗孝悌之心也就是圣人的孝悌之心，只是圣人的孝悌之心纯粹，没有掺杂进别的东西。纯粹二字，就是不容易做到的地方。

《中庸》引述孔子的话：“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

意思是说，君子之道有四样，我孔丘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这四样都是寻常的事情）：希望孩子怎么对父亲，我就怎么对待父亲；希望臣下怎么对君上，我就怎么对待君主；希望弟弟怎么对待兄长，我就怎么对待兄长；希望朋友怎么对待朋友，我就先去怎么对待朋友。最平庸寻常的行为，我也要竭尽努力去做，最平庸寻常的言论，我也是谨慎言之。如果自己的实践做得不够，达不到君子的标准，不敢不自勉；如果自己的实践很好了，也不敢以君子自居。

孔子以这样的态度应对人生，只是把事父、事兄等事做到纯粹。把最寻常的事情，尽量做得纯粹，这就很难。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之道，已经是极致的德行了，老百姓已经很久都做不到了。孔子又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即使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好，高官厚禄可以推辞，刀刃也可以在上面走过去，中庸都不能做到。

这些话，都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轻视那些最基本的德行。有一位年轻的学友，他学习儒学半年了，父亲在城市打工。他在父亲生日的时候去父亲工地，想好好表现一下，让父亲知道自己已经和过去不同了。他回去之前就想好，每天一定要在父亲起床之前起床，给父亲做早饭。头两天，他确实早起了。但是父亲说不用他做饭，不合口味。于是接下来，他还是比父亲早起，只是做些别的事情，而不做早饭了。又过了几日，他在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想着反正也不必给父亲做早饭，早上做的事情晚点做也没什么，于是就赖床赖到很晚。父亲对此也没说什么，觉得很正常。因为在父亲心中，儿子确实是这么懒惰的。离开了父亲的工地，这位学友就很后悔了。每年与父亲相聚就那几天，还没能做得很好，甚至还因为一些意见的不同，和父亲发生了口角。去之前下决心下得很大，想法也很多。那时根本不怀疑自己早起会做不到，而是想着把父亲侍奉得非常周道、愉快，让父亲感受到自己已经可以依靠信任了。并且在此基础上，运用自己学到的东西，给父亲处理家务提供一些建议。再有，就是希望说服父亲不要那么迷信，本身钱不多，还到处求神拜佛。现在看来，这些想法都太高看自己了。

学习儒学的人，有修身的兴趣的人，常常会追求一些很高明的东西，却没有用力把最平庸的事情做到位——即“庸德之行”，把最平庸的德行“行出来”。这其实是要花费巨大的气力的，可能一点也不比打坐参禅花的力气小。泰州学派从王心斋先生到罗近溪先生，都十分注重这个事情，哪怕看起来卑之无甚高论。万历首辅张居正曾经看过一篇心斋的遗稿，看完之后和别人讲：“世多称王心斋，此书数千言，单言孝弟，何迂阔也！”近溪听到后说：“嘻！孝弟可谓迂阔乎？”

上文提到的，心斋能够四两拨千斤地处理家庭矛盾，原因也就在这个最庸常的孝悌上。我们可以看看，心斋把这庸常之事做到什么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