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再仇视的家人毕竟是家人为了利益更多的是为了一时意气家人之

其次，再仇视的家人，毕竟是家人。为了利益，更多的是为了一时意气，家人之间忘记了这天然的情分。心斋说：“家人离，起于财务不均。”大家当即接受：是啊！怎么能因为一点点财货搞到家人离散啊！太不值了。如果说这个话的不是心斋，家人或许会想：“你平时还不是看重财货，今天的事情没有落在你头上，你当然做出一副君子的样子。”或许会想：“你有钱，你不在乎，你不知道我们生活有多辛苦。”或许会在心里嘀咕：“这回你这么积极，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好处。”我们看心斋的整个人生，一言一行纯是出于道义，没有一点点为自己考虑的心，也没有一点点要讨好别人的心。纯粹从自己的良心出发，这就是“直”。很多家庭矛盾，不是因为人坏，而是因为“不直”，七拐八弯，发心不纯，心存侥幸，这就是“枉”。孔子对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在一群不直的人中间，如果能直心而行，那么大家会信服他。又对樊迟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在一群不直的人中直心而行，那么不直的人也会变直。如果一家人抛弃得失荣辱，都是一颗良心应对万事，那么家庭就通气了，就是闵子骞那种一团和气。如此，家中便没有难为之事。这是儒家所说的简易之道——凡事发自良心去做，不涉及人为安排，便能简单容易。

（2）庸常

前面说，齐家不难，只要直心而行就好了。可这个直心而行，常人很难做到事事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读读心斋的文字，看看如何能够让自己回到那个简易直接的生命状态中。

直心而行的状态，本不难做到。孝顺父母，敬重长辈，慈爱孩子，这个是人类的天性。心斋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又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儒家讲修身齐家，不是遥不可及的，也没有什么神秘玄妙。百姓日常生活中那样一颗孝悌之心也就是圣人的孝悌之心，只是圣人的孝悌之心纯粹，没有掺杂进别的东西。纯粹二字，就是不容易做到的地方。

《中庸》引述孔子的话：“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

意思是说，君子之道有四样，我孔丘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这四样都是寻常的事情）：希望孩子怎么对父亲，我就怎么对待父亲；希望臣下怎么对君上，我就怎么对待君主；希望弟弟怎么对待兄长，我就怎么对待兄长；希望朋友怎么对待朋友，我就先去怎么对待朋友。最平庸寻常的行为，我也要竭尽努力去做，最平庸寻常的言论，我也是谨慎言之。如果自己的实践做得不够，达不到君子的标准，不敢不自勉；如果自己的实践很好了，也不敢以君子自居。

孔子以这样的态度应对人生，只是把事父、事兄等事做到纯粹。把最寻常的事情，尽量做得纯粹，这就很难。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之道，已经是极致的德行了，老百姓已经很久都做不到了。孔子又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即使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好，高官厚禄可以推辞，刀刃也可以在上面走过去，中庸都不能做到。

这些话，都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轻视那些最基本的德行。有一位年轻的学友，他学习儒学半年了，父亲在城市打工。他在父亲生日的时候去父亲工地，想好好表现一下，让父亲知道自己已经和过去不同了。他回去之前就想好，每天一定要在父亲起床之前起床，给父亲做早饭。头两天，他确实早起了。但是父亲说不用他做饭，不合口味。于是接下来，他还是比父亲早起，只是做些别的事情，而不做早饭了。又过了几日，他在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想着反正也不必给父亲做早饭，早上做的事情晚点做也没什么，于是就赖床赖到很晚。父亲对此也没说什么，觉得很正常。因为在父亲心中，儿子确实是这么懒惰的。离开了父亲的工地，这位学友就很后悔了。每年与父亲相聚就那几天，还没能做得很好，甚至还因为一些意见的不同，和父亲发生了口角。去之前下决心下得很大，想法也很多。那时根本不怀疑自己早起会做不到，而是想着把父亲侍奉得非常周道、愉快，让父亲感受到自己已经可以依靠信任了。并且在此基础上，运用自己学到的东西，给父亲处理家务提供一些建议。再有，就是希望说服父亲不要那么迷信，本身钱不多，还到处求神拜佛。现在看来，这些想法都太高看自己了。

学习儒学的人，有修身的兴趣的人，常常会追求一些很高明的东西，却没有用力把最平庸的事情做到位——即“庸德之行”，把最平庸的德行“行出来”。这其实是要花费巨大的气力的，可能一点也不比打坐参禅花的力气小。泰州学派从王心斋先生到罗近溪先生，都十分注重这个事情，哪怕看起来卑之无甚高论。万历首辅张居正曾经看过一篇心斋的遗稿，看完之后和别人讲：“世多称王心斋，此书数千言，单言孝弟，何迂阔也！”近溪听到后说：“嘻！孝弟可谓迂阔乎？”

上文提到的，心斋能够四两拨千斤地处理家庭矛盾，原因也就在这个最庸常的孝悌上。我们可以看看，心斋把这庸常之事做到什么地步。